转载：侠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理想 今天的子房还是苏苏苏
在中国文化主体格局下，侠文化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的人生理想。
少年游侠，中年游宦，老年游仙。这三句话，是对西汉开国功臣留侯张良人生模式的总结。
张良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人物。他出生于韩国贵族之家。韩国灭亡时，张良因年幼未授官职，但他早已有了强烈的报国之心。韩国的灭亡，对他来说，是命运的一个根本性的急转，他不再是贵族，而由庙堂走入了江湖。他来不及埋葬死去的兄弟，他荡尽家财结交刺客，从此进入了一个武林江湖之侠的世界。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使120斤大铁锤的勇士，在博浪沙狙击巡游天下的秦始皇，可惜功亏一篑，只击中了副车。从此，他不得不亡命江湖，更名改姓，最后在下邳找到了落脚之地。
下邳圯上的一次奇遇，奠定了他人生“三游”的基础。他以从容、忍让、谦退的敬老之心，获得神仙黄石公的青睐，交给他《太公兵法》秘籍。十年之间，他成为下邳“少年”的首领，俨然一代大侠。陈胜起义，张良率侠客百余人自成一军，路上遇到了沛公刘邦，遂投于刘邦麾下。其后辅助刘邦，一统天下。汉初论功行赏，封为留侯。
汉高祖六年，张良促成刘邦定都关中。时天下大定，他“即道引不食谷，杜门不出岁余”。直到戚夫人得宠，刘邦想废太子立赵王如意，张良为太子出主意，招来他的“云霞之友”当世大隐“商山四皓”，在汉高祖十二年使太子地位得到巩固。这一年，刘邦驾崩。
其后八年，张良去世。据道家经典，他“解形于世，葬于龙首原。赤眉之乱，人发其墓，但见黄石枕，化而飞去，若流星焉，不见其尸形衣冠，得素书一篇及兵略数章。子房登仙，位为太玄童子，常从老君于太清之中。其孙道陵得道，朝昆仑之夕，子房往焉。”
张良的一生，最后落笔的是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他那雍容悠闲的结局，令人羡慕;他那壮怀激烈的经历，令人遐想;他那平定天下、位极人臣的功绩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司马迁感叹说：“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，至见其图，状貌如妇人好女。”这又开启了才如子建、貌如潘安而又内蕴着刚强激烈与力的崇尚的名士之侠风貌的先河。
“少年游侠，中年游宦，老年游仙”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完美圆满、优游闲雅、和融同光的高级人生模式。
“游宦”就是作官。在中年人生最旺盛的时代，把精力投向官场，去博得现实社会中世俗生活的辉煌。
游宦作官，在传统主流文化的引导下，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生追求。儒家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，更使这种倾向得到强化。子思《中庸》第二十章说：“子曰：‘好学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耻近乎勇。’知斯三者，则知所以修身;知所以修身，则知所以治人;知所以治人，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。”其最后的人生层次，是“天下国家”，而报“天下国家”的途径是对现实政治的参与，最直接的就是作官。董仲舒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儒学上升为大一统封建帝国的统治思想，带来了儒学的极大繁荣，也带来了儒生在世俗社会中的现实利益。在历次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中，儒学抵挡住了来自其他各种文化的冲击，牢固地踞于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，儒学治国平天下的追求，也随之成为中国文化中人生价值的主流追求，其现实途径是作官，而文化中则弥漫了一股“官本位”的浓雾。
孔子说：“三十而立。”游宦是中年之事，因此它并不妨碍“而立”之前自由挥洒的豪情，于是有“少年游侠”;它也无妨于官场半生而厌倦于“利禄之路”后功成身退，超然于身心的倦怠，追求生命的永恒，于是有“老年游仙”。
游侠与游仙，并不妨碍文化主流精神的承传，也有了余地可以将自我的个性充分地张扬、发舒。于是“三游”成为传统文化主流基础上融合万类的一种圆满人生结局。
(选自韩云波《中国侠文化》，有改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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